李东生：互联网让我产生压力
李东生是一个老派的企业家，而且是处于竞争非常激烈的电视机行业，从1992年，他带领的TCL企业生产出王牌彩电成功投放市场，到2004年携手阿尔卡特走进国际化，入行数十年，对于李东生而言宛如一场过山车：从光辉顶点一路下坠，然后再绝地重生。不过进入互联网时代的今天，一场传统企业大佬与互联网新贵的碰撞正在悄然进行，在这个移动互联网横扫天下的春天，一切都来的太过突然。要么跟上脚步，要么被无情的摔下，对于这个传统制造业的老兵，他又将会如何选择？
凤凰财经：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TCL与爱奇艺联合打造TV+生态圈的商业模式，我们也看到其实国内也有小米和乐视的这种模式，您怎么评价现在国内这种互联网的平台？
李东生：我觉得它还不是一个单纯产品的竞争，它是整个产业链的一个重构。去年TCL和爱奇艺推出的TV+产品，应该是一个成功的尝试。在这之前的话呢，我们也推出了我们的智能电视，但是更多的是完全站在我们作为一个智能电视制造商的角度来自己定义产品，来设计、销售，当然我们有一个欢网科技作为后台的支持。但是总体来讲，对于消费者的那种感觉是不完全到位的。
凤凰财经：用户体验。
李东生：对啊，TV+这一个产品设计有一个最重要的是爱奇艺，它们对用户的了解是有它自己的这个独到的地方，所以双方一起来根据用户的需求定义、设计和生产产品，这种产品出去之后，在用户体验方面，最终反映到实际的这种销售方面，是取得了很好的业绩。我们单款产品一个规格的，四个月不到卖了十万台，这个成绩算还不错。所以呢这也是证明了就是说，智能互联网这个转型，它不但只在产品上，有智能技术和互联网的因素，更重要的话，整个商业模式都要有一个重构。
凤凰财经：从现在国内智能电视的竞争形态，您觉得您的优势在哪儿？
李东生：我们作为这个工业厂商，对智能技术这一块儿的理解我们是很深的，怎么把智能技术在这个智能电视的应用开发方面，做到极致，这一方面我们也有很好的积累。我们的短板就是说基于互联网的一些应用，我们确实很多东西要重新来学习，来提高，怎么站在用户的角度，怎么更好的理解就是年轻的这一代用户，他们原来是更习惯的玩儿手机、玩儿平板电脑，现在怎么能够让他们愿意坐到沙发上看智能电视，这一方面，我们是要重新来定位我们整个产品战略和经营模式。
凤凰财经：其实在你们和爱奇艺推出这个环节之前，您有没有产生一种焦虑？
李东生：焦虑呢，这个词我不是很喜欢，这个确实有一种压力，就是说在觉得这个产业到了应该转型的时候了，到底往哪方面走呢，这个看的不是说特别的清晰。我们对年轻这一代消费者，有我们潜在的目标客户理解不够深，这也是能够成功，觉得爱奇艺的合作是非常成功的。他们主要是做网络服务的，他们的客户就是年轻人，所以他们对年轻的用户的理解，真的比我们深刻。
李东生：互联网思维不是你死我活
凤凰财经：刚才您也谈互联网思维，其实现在大家都在谈互联网思维，您理解的互联网思维，它的概念是什么？
李东生：互联网思维更多的强调是一种合作分享的概念，一项业务，往往不是能靠一个企业自己能把它全圈起来，你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它一定能够把一群的合作伙伴能够资源整合好，大家在这当中，都把自己的优势能够充分的发挥，所以要更多的合作分享的思维，这和以前企业之间的竞争，大家就是一个零和游戏，你死我活，不一样。
另外一个特质就是开放创新，互联网时代，它技术发展非常快，新的东西出来很容易颠覆旧的，而且呢一个新的企业一个新的商业模式，一个新的产品技术，它不需要太长时间的积累，两三年，这个东西能起来就起来了，起来不了估计也没有太大的机会了，和原来的工业竞争不一样。那是企业百年老店是一个金字招牌，现在没有什么意义，它所有的东西，可能周期就是三年，最长五年，所以必须企业要有一个很快的节奏，要有一个很开放、创新的观念，要敢于否定自己，敢于颠覆原来一些成功的因素，来适应这种变化。
凤凰财经：具体到TCL方面，怎么和互联网思维相结合呢？您有哪些就是长期的规划，或者说您的想法是什么？
李东生：我觉得在我们这一块儿呢，智能电视和智能手机未来的发展，第一个的话从整个产品技术的形态要有变化，所以今年我们提出智能加互联网的战略转型，不但只是做出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硬件产品，同时你要开发基于这一个产品平台的各种应用服务，要把产品的应用和互联网、云计算更好的结合。
另外要建立起产品加服务的商业模式，我们不但只要经营好产品，同时也要经营好用户，要建立起我们对用户的服务能力，在服务当中去创造价值，因为互联网的这种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往往颠覆原来的一些商业模式。互联网经济的特点，它是会颠覆原有的一些商业模式，比如说有一些营运商，他在产品销售的时候，他可能是赔本去卖，甚至送给客户，而在服务中去赚钱，这种商业模式对我们来讲是完全陌生的。但是现在整个环境是这样子，你必须要适应这种变化，所以我们要把服务的这种能力建立起来，要在产品加服务这种商业模式做更多的探索，来适应这种环境的变化。
“鹰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鸟类，它一生的年龄可达70岁。要活那么长的寿命，它在40岁时必须做出困难却重要的决定……”2006年上半年，TCL公司亏损7.38亿元，在走国际化的道路上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在人们的争议中，李东生在公司内部论坛上发表了反思文章《鹰的重生》。他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告诉部下为了企业的生存，为了实现展目标，必须要经历痛苦的变革！像鹰的蜕变一样，重新开启我们企业新的生命周期。如今TCL再次站在了时代变革的交叉口，李东生的心境又是否有所改变？
凤凰财经：您写过一本书叫《鹰的重生》，TCL现在这个时间点，对TCL是不是到了新的重生的阶段？
李东生：用一个重生也行，其实用一个转型可能更合适，我们是主动适应这一种变化，要构建一种新的能力，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重生的概念。首先我们这个观念上，我们要想怎么来实现这个转型，我们要补哪些短板，建立哪些能力。另外一个在组织流程方面，我们也要进行相应的改革。
凤凰财经：现在在组织架构上，我们现在有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李东生：有一些进展，有些进展，有些尝试，一个的话，我们新构建的组织，主要是开发一些基于互联网应用的一些产品，我们在组织方面，更偏重于会在互联网和IT企业的领域去找，甚至做到极致一点，我们连公司的办公地点都和原来的企业把它分开，管理的方式、考核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这个变革是比较大的。像几年前我们建立欢网科技的时候，其实欢网科技的雇员大部分还是在社会上找的，都是来自于互联网和IT的这些人。
凤凰财经：不一样的思维方式？
李东生：对。
凤凰财经：其实我们都知道，2005年TCL也是遇到一些困难，当时《鹰的重生》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写的，回顾这段历程，对您今天在带领TCL转型，有哪些心得？
李东生：这两个转型是有点相似，但也有不一样，2005年那一次是国际化的转型，那个时候企业已经走在生死存亡之际，确实是转型不到位的话，我们企业也许就存续不下去了。今天这个转型呢，更多的是我们一个主动的行为，其实你看在2013年，我们的经营业绩还是不错的，我们整体的表现在同行当中还是比较亮丽的。但这个时候我们确实清楚的看到，未来的话，我们还有很多能力的缺失，这种互联网这个时代在加快的转变，整个产业的形态，转变一些商业模式。所以我们主动的做这一轮的变革，这轮变革在上下是比较快的，大家有一个高度的共识。
李东生：通过互联网实现“弯道”超三星
凤凰财经：另外我知道您一直把三星作为目标或者一个榜样，就说您认为就是TCL现在离三星还有多远？和三星之间的差异在哪儿？
李东生：我们的业务形态和三星电子相像，但是我们离它还是很远的。从那个三星2013年的经营业绩来看，它是2000多亿美元的销售，而我们只有140亿美元，所以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它是我们的一个标杆，因为我们的产业结构和它有点像，三星主要的业务是在多媒体电子、通讯、家电，他们也有液晶面板，但它们比我们多的是它还有半导体，还有其它一些产品，它的门类更加广泛一点。特别是在上游的这种核心技术能力，它是全球最大的面板厂商，也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厂商，所以它现在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电视和智能手机的厂商，所以标杆就是一个我们要追赶的目标。
凤凰财经：您觉得技术创新这块儿，我们必须学的是哪一块儿？
李东生：三星这一块儿和我们比的话，它有优势的地方，一个是在核心的基础技术能力方面，它的积累很深，当然我提到，它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厂商，最大的液晶面板厂商，这些都是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业。三星能够通过20、30年的努力，在这些资本密集的行业里面，它已经奠定了自己的竞争优势，这一点不但只是中国企业看起来非常的羡慕，就是日本企业的话也没有哪一家能够达到三星目前的水平。另外一个方面，三星在应用技术创新方面，它也是敢大胆的尝试，你看三星的产品在这几年，在一些新材料的使用方面是很大胆的，而且经常能够开创一个先河，所以这也是三星领先的地方。
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未来应该有机会在智能加互联网技术运用方面，能够达到国际一流的水平，因为这个产业是很新的产业，原来历史的积累未必能够有那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依托中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应用市场，所以中国企业应该有机会在智能互联网技术应用方面，能够率先能够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凤凰财经：您想通过互联网的技术，来实现弯道超车？
李东生：这次战略转型，也是我们一次弯道超车的机会。
李东生：国有企业已形成部分特殊利益群体
TCL原是广东惠州市下面的一个国有企业，在1997年，当地政府批准TCL集团进行经营性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试点，并与李东生签署了为期5年的放权经营协议。TCL到1996年的3亿元资产全部划归惠州市政府所有，此后每年的净资产回报率不得低于10%；如果增长10%～25%，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15%；增长25%～40% ，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30%；增长40%以上，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45%。正是这份协议拉开了TCL的管理层持股的序幕， 由此TCL成为了国企MBO的民企。后来李东生也借此实现了自己的亿万身家。
凤凰财经：另外一个问题想和您谈谈现在的国企改革一些问题。我们知道现在提出了混合所有制，其实回顾当年TCL改革，当时您领导TCL改革，有一个很大的智慧就是不动存量动增量的方案，使TCL实现了产权的改革。对于现在的这种国企改革，从您过往的经验来看，您有哪些建议？
李东生：现在的国企改革和当年我们做的完全不一样，当时我们是一个地方的小国企，改革的时候，其实TCL只有10多亿的销售，几个亿的资产，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而且现在我们讲国企改革，主要是讲的一些央企，大央企，一些省的企业，这些企业的特点都是资产非常庞大，业务的这种范围也是跨度也很大，所以这轮改革要做好，实际上是不容易的。但是它好的地方就是说，社会的这种资本的力量和当年也不可同日而语，当年我们改革根本不可能说我们动用社会的资金，自己的资金来参与企业的改革，所以只能就是说在增量里面来取得一定的分配的比例，现在不一样，现在就是说可以在增量、存量都可以来考虑，因为社会的资本是足够大，我们现在已经能够在国外收购企业，那如果国企有好的项目，民间资本参与这些投资，也是完全可能的。
凤凰财经：我看到很多民营企业家，如果不能掌握经营权，其实他们不愿意参与这种改革，因为他们怕会吃掉，或者国企领导人或者不负责任，让他承受一定损失，被绑架。
李东生：我相信这个改革的方案会有很多种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前几年我们很多大国企，包括一些垄断性的国企，通过上市，也是叫做混合所有制，民间资本通过上市公司的股份购买，成为他的股东。但这一轮的改革显然不是讲说就是作为一个财务投资者参与，占点股份来等分红的概念，而是希望这个民间的资本，包括民间企业这种非公的企业，在经营管理、体制上的优势，能够和国企这种优势，大家找一个结合点，把双方的优势能够发挥出来，这样才有意义。
凤凰财经：郭广昌提到一个提案，他说建议以优先股的方式推动国企改革，就是国有资本可以以保值增值为目的，也可以给你一部分优先股，只有分享收益的权利，没有决定权，民营企业来决定这个企业的经济权，您认为他这个建议怎么样？
李东生：各种方案都有可能性吧，看你那些企业这个项目的这种特点，我个人看的话，如果是这个社会资本或者是民企，想把国有企业当中，把最好的那一部分业务和资产把它控制权交给你，我觉得这个是有点不切实际。可能比较容易的这个改革突破的地方，是在一些国有资本现在经营出现一定的困难，它的资本效益并不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这种时候，他愿意让民间资本进来，让一种民间资本带入的一种新的体制和机制的情况下，来改善他现在的这种资产的这种结构，这类的项目，国企可能更加愿意拿出来先行先试，甚至他愿意说可以把控股权让给你。
凤凰财经：就是有关国有资产流失的这种争论，可能这种改革对于整个国家，或者企业运营角度来说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但是可能民间会有一种，就说你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所以很多人不敢改，很多人不愿改，不是不愿改，而是不敢改，您怎么看待这种舆论，或者这种思想？
李东生：当然这方面顾虑会有的，但是我相信经过那么多年的改革发展，国有资产流失这种担心，我认为是有点过滤了，因为现在有很多市场经济的手段来把评估，在改制时候的资产的价值，是能够做的比较公平的，确实中国的这轮国企改革要避免像俄罗斯改革这种结果，在很短的时间让少数人，用很低的代价来摄取其实很有价值潜力的国有资产，我相信在中国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一点是次要的。
关键来讲，是这种国企改革设计劳动利益体制的重构，就重新来决定一个利益分配体制，这一块原来怎么解决好既得利益的集团的这种平衡，这是很重要的。
凤凰财经：是不动存量，动增量吗？
李东生：这个还不是说增量和存量的问题，这个我想谈一下我的看法，像国企改革我从企业家的角度来讲，涉及到什么？第一个，国企的管理部门和国企管理层，他们实际上，理论上来讲他们是代表国家的利益，但实际上他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一个群体，一个方面他们在工作是怎么来代表国家，经营好这一块资产。
从另外一个角度，在经营这一块资产的过程中，他们自己的价值的实现，所以很多个人的这种价值的实现，是在国家利益实现之下，这是第一个。
所以这个改革，如果是动了这一块利益的重构，对他们的影响，正面的那里，负面的那里，一定会影响改革的这种推进的这种实际的成效。
第二个，就是国有企业的职工，国有企业职工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这几年，特别是一些大国企，这个群体的利益诉求又很特别，往往你这一个企业，做一个企业的性质的转型的时候，比如说原来是一个国有企业，如果改制，让我这个企业变成是一个非国有控股了，他们是比较难接受的，因为在国有企业职工的这一个身份之下，他们的利益是得到比较充分的保障的，我们看到以往一些大国企改革，一路的问题，这些人的诉求总是能得到比较多的响应和解决。
凤凰财经：有政府的隐性福利在里面。
李东生：其实是没有了，但是他们认为，我曾经为国家的财富积累做过很大的贡献这也是事实，希望你改制之后，你损害了，或者是有可能损害了我的利益，那我就不接受了，所以在改制的过程中，可能国有资本的这种推出也好，出让也好，这个收益的一部分，你必须要拿回来，反馈给职工的这个群体，他们在改制当中可能未来的这种利益受到的损害，你都要给他一个合理的补偿，因为新的投资人进来，他是不愿意承担这一块的，他只能按照就是说，现有的社保制度，福利制度，我该企业承担的我承担，其实那些东西那就找政府。
凤凰财经：刚才还是谈国企，您谈到职工。
李东生：我觉得职工利益群体是一个特殊的诉求，所以国企改革当中，可能我们必须要面对和解决好这些问题，另外改革的关键要走上一个正确的方向，速度，稍微慢一点，我觉得步子稳一点，可能对各方更为有利，千万不要说搞了一半发现有问题比较大，推倒重来，这个就没有赢家了，所有人在这里遭受很大的损失。
李东生：建议关税保护发展民族产业
在今年两会上，李东生提出通过提高进口关税，加大对国内液晶平板显示企业的保护力度，这一提案无疑把矛头对准了三星、LG等国外企业。所周知，一台显示器80%的成本都来自液晶面板，也就是说液晶面板的价格高低，直接影响着显示器的价格。但是液晶面板生产的核心技术一直把持在外企手里，所以国内生产企业处处受制于人，而且每年还要把大笔的利润拱手送与他人。
凤凰财经：我看这次您的提案里边，也说了关于国内液晶显示器的发展，政府大力扶持，然后又是避免一哄而上，重复建设，另外您提出在关税，政策上，对国内平板企业提高保护力度，上调水绿这些建议，您认为，就是您的这个建议是不是和自由贸易的这种原则相背离，其实从全球趋势来看，大家是降关税的，您为什么会提出这种建议？
李东生：其实来讲可能也是降关税的，中国在过去的十多年，入市之后，我们关税一直在下降，我这回还是有这个建议的，主要是考虑，第一个，我们目前液晶面板的关税不高，我们相对于其他的国家，包括韩国，液晶面板进口关税都有百分之八，让巴西，俄罗斯，印度这些，都把百分之十五，而且他们还本国没有生产面板的。
我们百分之五的关税，如果按照彩电的部件来看，这个关税税率也布告，我们现在彩电的整期的税率是25，彩电的这种关键部件的这种税率都在10%以上，所以液晶面板的关税，主要是讲的彩电的液晶面板关税，适当提高一点，从规则上来讲是符合的。
凤凰财经：但是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关税一般就是，确实在一定阶段上，会对国内的企业有所保护，但是我们其实看到通过关税来保护，并不是一种长久之计，在温室养花和与狼共舞之间如何平衡？
李东生：道理上是对的，但实际操作上，真的不是那么回事，每一个国家都会制定对于自身产业有利于其发展的这样的一些政策，我们产业的话，中国的产业的开放度是比较高的，我们现在承担的义务，比大部分的和中国相类的，类似的国家承担的义务都要高，这是我们入市比较晚，所以当时我们的承诺也做的比较到位。
凤凰财经：但是从我作为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其实这些免关税的这些产业其实是在中国是最便宜，而且发展是最快的产业。比如手机是，不但有新产品出来，价格也不断的在下降。
李东生：对。没错，你讲的是对的，但是你看到另外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芯片产业，那么多年发展不起来，为什么？就是完全没有保护。
凤凰财经：但是有保护，真正能发展起来吗？
李东生：不一定，但是我觉得芯片发展不起来和这个有关系的，第二个，你看我们的手机，我们所有中国做手机的企业加起来，我们的盈利可能还比不上三星和苹果的十分之一，为什么这样子？这个和入市之后我们的手机零关税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消费者是得到一定的实惠，但是从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来看，这种结构是是不合理，当然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作为一个产业的代表我就觉得对中国来讲，我们的经济的基础是我们的工业，如果我们工业不能在主要的领域都能够站住脚的话，实际上中国经济的竞争力长远来看是有问题的。
李东升： 家电下乡造成市场断崖式下跌
凤凰财经：我也想到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政府的政策对于企业这种扶持的这种作用，但是我从我们的最近两年的这种观察来看，比如家电下乡的补贴政策，我觉得他可能会对未来的市场，消费市场可能会有一种投资，另外，我们也看到政府的一种产业政策，比如当年的几大战略产业，但他后来收效并不明显，而且造成了大量的产能过剩，您如何评价政府这种做战略性产业政策，他在这里面的这种作用。
李东生：像你刚刚讲的这个家电的节能惠民补贴，这种政策是我觉得执行确实效果不算太好，他是一个短期的政策，他在短期把消费力提前释放出来了，然后在一年之后，又非常坚决的停掉了，又让整个市场有一个很大的这种下跌，像一个断崖式的下跌，这种对整个产业的，我觉得效果不算太好，所以国务院领导召开紧急工作座谈会的时候，我也提出我的看法，我觉得国家在制定相关经济政策，包括支持产业发展政策方面，多考虑一些长期的政策，尽量不要出台短期刺激政策，其实经济是不能靠刺激的，一定是要靠一个稳定的政策来推进。
另外一个，我认为政府适当的介入，参与经济的活动，特别在中国这种环境下，是必要的，我们看就是西方国家，也可以看到，政府参与的影子，我做液晶面板，你知道日本有两个和液晶显示相关的企业，政府是占70%的股份，一个是日本显示公司，现在能力已经不错了，其实他很困难的时候由政府出台，用政府产业振兴基金占了70%的股份，其他三家日本大的电子公司，各占10%，另外一个是大面板也有一家公司，也是由政府出手。
但这是一个过程，我知道这一个过程的标志，我觉得这一个过程的标志是什么？如果中国能够形成在每一个产业里面能够形成一些和国外同行规模竞争力接近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的时候，我觉得是应该中国政府基本完全推出的时候，像电子行业，我们最大的公司，大概和三星比，可能只有人家的十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完全靠企业和三星去竞争，真的不容易。
凤凰财经：您认为伟大企业的标准是什么？你怎么看一个伟大的企业？什么样是一个伟大的企业？
李东生：我觉得首先让自己的企业能够在全球的产业的环境里面，维度里面，你要成为一个有特色，有竞争力的一个参与者，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希望经过未来的十年，二十年的努力，能够让我们企业真正成为国际电子产业当中的一个有利的竞争者，这是我们希望能做到的；
凤凰财经：谢谢李总，耽误您时间了。
